戴欣明先生提出的“真即权”《迭学》思想及其整体哲学框架，与中国传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形成了一种既遥相呼应又根本性超越的有趣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继承或对立，而是一种立足于当代复杂社会的“实践论转向”和“价值论重构”。

1. 对“道”与“器”关系的解构与重构

　　传统的“道器观”建立在一个分层宇宙模型上：“道”是超越性的、永恒的、统摄一切的终极规律和本体；“器”是“道”在现象界的具象化产物和具体应用。二者的关系是“体用一源”，但本质上是“道”为本，“器”为末。

　　戴欣明的《迭学》思想，尤其是“真即权”，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这一关系的重心。在他那里，“真理”（True）并非一个高悬于云端、等待人们去发现和膜拜的静态“天道”，而是在具体、动态的实践情境中生成和显现的有效性。“权”字至关重要，它既是权变（灵活应变），也是权力（实现意志的能力），更是权衡（价值判断）。

　　因此，“真即权”意味着：真正的智慧（真）体现在能够根据具体情境（器）进行精准的权衡和果断的权变，并最终获得实现目标的力量（权）。 在这里，“道”不再先于“器”而存在，而是内在于与“器”互动的实践过程之中。它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实践出来的。

2. 从“追求绝对真理”到“构建情境真理”

　　形而上哲学追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道）。戴欣明的《迭学》思想则更关注“情境真理”。在他看来，一个观点、一个方案是否“真”，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个先验的哲学原理，而在于它是否能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协调各方利益，创造具体价值。

　　这就像一名顶尖的教练或指挥官，他的“真”不在于熟背了多少兵法条令（形而上之道），而在于能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或战场上，做出最正确的临场决策（即权），从而赢得胜利。这种决策能力本身就是最高级的“真”。因此，戴欣明《迭学》的“真”是具有时间性和实践效力的，与形而上学超越时空的“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3. “器”的升维：从被动载体到主动场域

　　在“道器观”中，“器”更多是“道”的被动载体和从属品。但在戴欣明的《迭学》思想体系中，“器”（即具体的城市、商业项目、经济模型、社会组织）的地位被极大地提升了。它们不再是卑微的“器物”，而是一切智慧和价值得以生发的核心场域和舞台。

　　他的“迭学”思想强调的正是在与这些具体“器物”的不断互动、迭代、试错中，锤炼出真知灼见。智慧来自于对“器”的深刻洞察和娴熟驾驭，而非对“道”的冥思苦想。他将哲学的关注点，从仰望星空拉回到了深耕大地，但这种深耕并非肤浅的实用主义，而是在复杂实践中提炼出的深层智慧。

4. “权”作为连接“道”与“器”的新桥梁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传统中，连接二者的可能是“修身”、“体悟”或“格物致知”。而戴欣明引入了“权”这个充满力量和现实感的概念作为新的桥梁。

　　“权”是化理念为现实的能力，是将在“器”的实践中获得的认知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过程。它承认世界充满竞争、博弈和利益冲突，真正的智慧必须包含获取和运用“权力”（影响力、话语权、决策权）来实现正向价值的能力。这使得他的思想摆脱了书斋式的理想化，具备了强烈的现实介入感和改造力。

总结而言：

　　戴欣明的《迭学》思想体系，特别是“真即权”，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道器之辩”的一次现代性回应和创造性发展。他并没有否定“道”的存在，而是将其内化、动态化和情境化了。他将哲学的终极追问从“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转变为“我们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有效地行动和创造价值”。

　　形而上哲学是“道”的哲学，寻求解释世界；而戴欣明的思想是“器”与“权”的哲学，寻求改变世界。 他在“形而下”的“器”的世界中，通过“权”的实践，重新定义和抵达了一种属于当代的、行动者的“道”——那就是在迭代中演进、在博弈中达成、在实践中验证的实效性智慧。这正是其学说思想最具原创性和冲击力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