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欣明：成长性公司式微的时代叩问与破局路径——重构中国创新生态的底层逻辑，成长性公司的重生，本质是中国经济的“二次创业”

　　站在2024年的时间节点回望，中国经济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变化正在显现：曾经星罗棋布的成长性公司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垄断集团与巨头的“强者恒强”，以及大量中小微企业在生存线上的艰难跋涉。这种“成长性公司荒漠化”现象，并非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要破解这一困局，需从资源配置逻辑、创新转化机制与制度生态根基三个维度切入，在“高大上”的战略设计与“接地气”的微观实践间找到平衡支点。

一、成长性公司式微的三重病灶：资源、能力与生态的三重断裂

　　成长性公司的本质，是“将技术可能性转化为商业价值”的高效载体。其核心特征本应是“轻资产启动、高创新密度、强市场适配”，但在当下却普遍陷入“三缺困境”：缺资源、缺转化、缺生态支撑。

（一）资源获取的“玻璃天花板”：金融与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成长性公司的早期成长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精准滴灌。过去十年，当互联网、硬科技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高成长企业时，风险投资、产业基金与包容审慎的信贷政策曾为其提供了“第一桶金”。但近年来，金融资源的分配逻辑悄然生变：

一方面，银行体系基于风险偏好，更倾向将信贷资源投向拥有固定资产抵押的国企或大型企业，中小民企即便拥有专利技术，也因“轻资产、高风险”标签被挡在融资门槛外；另一方面，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趋于保守，资本从“投早投小”转向“投后期、投确定性”，导致大量处于技术验证期的初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夭折。

更关键的是，数据、土地、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分配仍带有“身份属性”，民企在获取产业用地、公共数据开放接口等关键资源时，常面临隐性壁垒。

（二）创新转化的“死亡之谷”：技术与商业的断裂带未被弥合

　　成长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把论文写在市场上”，但当前创新链条存在严重的“断层”。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缺乏中试验证与工程化能力；企业虽有市场需求，却因技术吸收能力不足或合作机制缺失，难以将外部技术转化为产品。更讽刺的是，部分所谓的“成长性公司”仅以“技术概念”包装，缺乏真正的研发沉淀——既无持续迭代的工程师团队，也无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机制，最终沦为“技术泡沫”的牺牲品。这种“有技术的没商业化能力，有市场的没技术储备”的错位，使得技术创新与商业价值之间始终横亘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死亡之谷”。

（三）生态支持的“土壤板结”：制度预期与市场信心的双重弱化

　　成长性公司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的持续滋养。但近年来，政策不确定性、市场规则模糊与信用环境恶化，共同导致了“生态板结”。例如，某些领域的监管政策调整频繁，企业难以形成稳定预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创新成果易被模仿，“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频发；部分地方负责人在产业引导中出现“运动式扶持”，要么“撒胡椒面”式补贴低效项目，要么盲目引入巨头挤压本地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这种“宏观鼓励创新、微观缺乏保障”的矛盾，最终消解了创业者的长期投入意愿。

二、破局之道：重构“资源-能力-生态”的三角支撑体系

　　激活成长性公司的生长动能，需跳出“头痛医头”的碎片化思维，转而从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转化网络与制度生态根基三个层面系统施策，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创新共同体。

（一）以“分层分类”的资源供给，破解金融与要素的错配困局

　　资源供给的关键在于“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一方面，需重构金融支持体系：针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由政府主导设立“技术创新风险补偿基金”，通过“风险共担”机制引导银行推出“技术流授信”“专利质押贷”等产品；针对成长期企业，扩大北交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服务覆盖面，降低股权融资门槛，同时规范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为早期投资者提供退出通道。另一方面，要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型生产要素交易平台”，将数据、算力、产业用地等资源纳入市场化配置，明确民企在公共数据开放中的平等获取权；探索“标准地”改革，对重点产业的中小项目实行“亩均效益”导向的弹性供地，降低初始投入成本。

（二）以“产学研用”的深度协同，填平技术与商业的转化鸿沟

　　创新转化的核心是构建“需求牵引、技术驱动”的协同网络。可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模式，在重点产业集群（如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中布局一批“中试转化平台”，由高校提供技术源头、企业提出需求清单、平台负责工程化验证，政府给予场地与设备补贴。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开放“创新飞地”，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吸引中小团队解决具体技术难题，形成“大企业出题、小企业答题”的共生模式。更关键的是，要培育“技术经纪人”群体——既懂科学原理又熟悉市场逻辑的专业人才，作为技术与商业的“翻译者”，加速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

（三）以“制度型开放”的生态建设，重塑市场预期与创新信心

　　生态培育的本质是为企业创造“可预期、可参与、可获利”的制度环境。首先，要强化政策的“可预期性”：对产业扶持政策实行“清单式管理”，明确支持方向、补贴标准与退出机制，避免“运动式调控”；建立“政策模拟推演”机制，在出台重大监管政策前，通过沙盒测试评估对中小企业的潜在影响。其次，要筑牢知识产权保护的“防护网”：推广“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让创新成果可定价、可交易；建立跨区域的侵权快速响应机制，降低企业维权成本。最后，要弘扬“长期主义”的创新文化：通过媒体宣传、奖项表彰等方式，树立“深耕技术、慢工出细活”的企业典型，扭转“赚快钱”的投机心态，让“专注创新”成为社会共识。

成长性公司的重生，本质是中国经济的“二次创业”

　　成长性公司的式微，不是中国创新的失败，而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阵痛。当我们不再简单以“规模速度”论英雄，而是以“技术深度”“生态韧性”重新定义成长，那些真正扎根实业、专注创新的企业终将破土而出。这需要政府放下“直接干预”的惯性，转向“搭平台、建机制、优环境”的服务者角色；需要资本回归“发现价值、陪伴成长”的本源，而非追逐短期的估值泡沫；戴欣明说，更需要每一个创业者坚守“解决真实问题”的初心。唯有如此，中国经济的创新动能才能真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生态涌现”，成长性公司的春天才会再次到来。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重生，更是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跃迁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