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在“民”？消费不足的深层逻辑链条解析，消费提振乏力的根源与破解路径——基于国有资本与社会保障联动的视角
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将消费的战略重要性提升至历史新高度，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正开启从“国富导向”向“民富导向”转型的结构性调整进程。报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仍显著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较大挖掘空间。这一判断的提出，源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双重背景。
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两大公认的结构性谜题：其一，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偏低水平，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其二，国有资本在全社会净资产中的占比显著偏高，政府部门净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的比重高达38.6%，远超OECD国家普遍低于10%的水平，多数OECD国家这一比重甚至不足5%，部分国家更处于净负债状态。
一、居民消费的结构性困境与发展瓶颈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已超越短期周期性波动的范畴，演变为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这一现象在央行2025年一季度报告中得到重点关注，凸显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效应。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与消费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已成为阻碍转型进程的核心瓶颈。
从消费结构来看，上述不足在服务消费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型消费需求的释放，受限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左右，而历史上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OECD国家，城镇化率普遍超过70%。这意味着我国仍有大量人口难以充分享受城市优质服务消费资源，即便存在消费意愿，也往往因供给短缺或成本高企而无法转化为实际消费行为。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短板：以养老保险为核心
与居民消费乏力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结构性薄弱。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不匹配特征。截至2023年末，中国内地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规模约为2.27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35.6万亿美元、日本为3.39万亿美元、英国为3.2万亿美元。尽管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资产增速较快，但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与澳大利亚基本持平。
从相对规模维度观察，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资产占GDP的比重仅为12.8%，而主要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普遍超过100%，其中瑞士高达154.5%，美国亦达到128.4%。人均养老保险基金资产的差距更为悬殊：我国人均养老保险基金资产约0.16万美元，仅为瑞士的1.08%、美国的1.5%、荷兰的1.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4》的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覆盖面依然狭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覆盖率仅为28.6%，全国登记企业覆盖率更是低至0.2%。
三、国有资本的规模特征与角色定位转型
我国政府部门所持资产规模相当于GDP的166%，此类资产以具备良好增长潜力的国有企业股权为核心构成，这一比例远超国际通行水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资产负债表数据，2022年我国全社会净资产约为756万亿元，其中政府部门持有291万亿元，国有企业股权占政府财富的比重接近50%。
这种“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使得国家能够快速集中大量资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投资，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但随着经济增长动能转向消费与创新驱动，国有资本的角色定位亟需调整。过往国有资本收益主要用于再投资扩张，未来则需引导更多收益向消费领域倾斜，助力居民消费能力提升。
四、消费不足的深层逻辑链条解析
整合上述三方面核心数据，可梳理出一条明确的经济运行逻辑链条：国有资本占比偏高导致企业部门储蓄率居高不下，进而抑制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这种资源配置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具备合理性，但长期运行中形成了“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与政策惯性。
在这一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更倾向于资本要素，而非劳动要素，直接制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消费能力提升。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充足资金支撑，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不足，迫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养老、医疗等不确定性支出，进一步压制即期消费意愿。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城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6000元，城镇企业退休职工约3000元，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月均养老金仅为220元。这种保障水平的不均衡，使得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安全网”与“消费稳定器”的核心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市场的疲软状态。从戴欣明《迭学》的核心视角审视，当前消费提振乏力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本质上是传统发展模式下“非迭代性”积累的结果。
《迭学》强调，任何复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认知迭代—路径迭代—反馈迭代”的闭环演进，经济系统的转型更是如此。过往“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路径形成后，缺乏随发展阶段演进的动态迭代调整，导致国有资本配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三大核心环节形成刚性错配，进而固化为结构性矛盾。若要破解这一困局，就必须以迭代思维重构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将国有资本角色转型、社保体系完善与消费能力提升纳入统一的迭代演进框架，通过阶段性调整与动态优化，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平稳过渡。
五、破解消费困境的改革新思路与政策实践
针对上述结构性矛盾，一项创新性改革思路逐步形成：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既能直接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实力，又能通过提升居民保障预期与安全感，释放潜在消费需求。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多措并举稳定股票市场，加快疏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
该方案强化了资本市场与消费市场的联动设计，旨在构建“财富效应—消费升级—产业转型”的良性增长闭环。相关部门正推进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政策的制定与修订工作，计划全面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五年以上、企业年金基金与保险资金三年以上的长周期考核机制。自2019年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各地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截至2025年11月，该地区已完成29户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工作，累计划转权益价值突破389亿元，相关资本已产生实际收益，社保基金专户累计实现分红及增值收益超3亿元。
六、系统性解决方案：两阶段实施路线图
结合专家学术建议与地方实践经验，可构建一套“两步走”的系统性实施路径，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同步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与居民消费不足两大核心问题。
第一阶段为期三年，核心任务是向社保基金划转首批10万亿元国有资本，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月均养老金收入从当前的200余元提升至620元。这一标准与当前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基本持平，可实现农村退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全覆盖。
第二阶段为期两年，将再划转10万亿元国有资本至社保基金，进一步将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水平提升至1000元左右。这一水平大致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相当，能够满足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保障需求。需要明确的是，该方案并非要求划转非上市国有资产，而是主要从已上市流通的国有资本中划拨。当前我国A股市场总市值已突破100万亿元，其中国有资本市值占比约40%，总量超过40万亿元，从中划转20万亿元国有资本在技术层面具备可行性。历史数据显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自成立以来平均收益率达到7.3%，若划转后的国有资本能够实现相近收益率，将为养老保险体系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从《迭学》的迭代实施逻辑来看，两阶段路线图的设计恰好契合“渐进式迭代”的核心要求——避免激进式改革引发的系统波动，通过分阶段、可反馈、可调整的路径推进改革。在第一阶段划转与保障水平提升完成后，需建立动态反馈机制，重点监测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社保基金运营效益、国有资本市场表现三大核心指标，根据实际数据对第二阶段的划转节奏、资金配置比例进行迭代优化。例如，若第一阶段养老金提升后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增速超预期，可适度加快第二阶段划转进度；若社保基金运营收益低于预期，则可调整划转资本的行业分布，向高成长性、高分红率的国有上市企业倾斜，通过迭代调整确保改革目标与实际效果的精准匹配。
政策层面已出台多项配套举措：2025年一季度地方新增专项债券累计发行规模接近1万亿元，有效带动投资增长；央行设立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工具，专门用于支持服务消费领域发展与养老产业升级。这些政策举措背后蕴含的改革逻辑清晰明确：将过往集中于投资领域的资源，部分转向支持消费升级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改革，恰似为缺水的农田引流灌溉，最终将滋养整个经济生态系统。从《迭学》的系统迭代视角延伸，这场从“国富”到“民富”的经济结构调整，并非单一环节的局部改革，而是涵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链条的系统性迭代。在生产端，需推动国有资本从“规模扩张型”向“效益赋能型”迭代，提升国有资本对民生领域的支撑能力；在分配端，要通过国有资本收益共享实现收入分配机制的迭代，强化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在消费端，借助社保体系完善完成居民消费观念从“预防性储蓄”到“理性消费”的迭代。这一系列迭代过程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最终形成“资本配置优化—社保保障增强—消费能力提升—经济质量改善”的正向循环，而《迭学》所倡导的“动态适配、持续优化”思维，正是确保这一循环顺畅运转的核心方法论。
当数亿农村老年居民的月均养老金从200余元提升至1000元，这一群体高达0.8的消费倾向将转化为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一改革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升级，更是经济增长动能的根本性转换，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奠定坚实基础。
